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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世界各地传播的历史就是一部佛教外交史。（图片来源：资料图）

佛教在世界各地传播的历史就是一部佛教外交史。作为东方文明之一，佛教成为文化交流、人民友好往来的使者。佛教僧团建立之初，佛陀就劝导其弟子到各地去传播佛教。许多弟子不畏艰难困苦，到边远地区弘扬佛法、传播文明、教化群生。公元前三世纪左右，阿育王派遣佛教僧侣向印度之外地区和国家，如钖兰、迦湿弥罗等地传播佛教，受到当地国王的热情接待，佛教亦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传教宗教(missionary religion)。

根据【摩崖法敕】十三的记载，佛教使者曾远至安息、大夏、埃及和希腊等地。公元一世纪左右，佛教传入中国。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提升了中华民族文化素质。这可以从“寺＂的功能转换略见一斑。

寺原是官署名称，汉武帝时，设有大鸿舻寺，后来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官署九寺之一，主要负责重大仪式活动、接待外国使臣等，其中，左、右街僧录司，掌管院僧尼帐籍及僧官补授等事。早期应邀前来中国弘法的西域或天竺僧人，作为外国客人，常寄居于鸿舻寺。据【释氏稽古略】卷一记载，永平七年，汉明帝夜梦金人，随后遣中郎蔡愔博士秦景等一十八人，前往西域求法。他们在月氏国，遇到梵僧摄摩腾竺法兰二人，邀请他们前来震旦。永平十年，“摩腾入阙献经像，帝大悦馆于鸿胪寺，兰亦间行而后至。帝于城西雍门外别立一寺，腾兰居之，以白马驮经而来遂名白马寺。＂ 隋唐时期，鸿胪寺的佛教外交功能进一步扩大，不但接待外国僧人，而且成为外国客人学习佛法的场所。

根据【续高僧传】的记载，净名（卷十二）、静藏（卷十三）、灵润（卷十五）、和神迥（卷十三）曾在此教授蕃僧以及东蕃和三韩的求法者。在此期间，许多新罗和日本僧人随其国家使节来到中国参学佛教，或迎请佛经和舍利回国供养，他们大多都寄居于佛教寺院，跟随中国僧人，研习佛法。 寺院成为中外文化和使节交流的活动中心之一。也许正因如此，寺院逐渐成为佛教专用名词，为出家僧众居住和修行之地，但其“外交＂性质和功能依然如故。

宋明以降，随着中国自守政策的展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大门关闭，佛教外交亦随之消失。直到上个世纪，中国佛教又重启外交活动，但其性质大大改变。如果说，此前的佛教外交重在宗教和文化的交流，那么，近代以来的佛教外交则带有浓重的政治气息和社会关怀。抗战期间，中国佛教界在太虚大师等带领下，一方面响应政府的召号，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又利用佛教进行国际反侵略宣传。一九三九年初，日本占领海南、广东一带，截断海外抗战物资的海路运输。针对这一情况，太虚在《海潮音》上发表文章，呼吁中国佛教徒走出国门，宣传抗日，争取周边佛教国家及其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控告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一九三九年十月，太虚飞抵重庆，出席了国民党中央国际宣传委员会会议，商讨佛教界组织代表团访问缅甸等国事宜。在重庆期间，太虚应中央广播电台的邀请，向海内外聴众发表了《佛教徒与国民外交》的演说，重申佛教外交的意义。他说，外交是一个国家的国策，可分为两种，即政府外交和国民外交。政府外交指的是各国政府之间的正面交涉，而国民外交则可由人民向其它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表达民意，或由各种国际组织代为调洽或宣达，辅成政府外交之正面交涉。

太虚认为，佛教为一世界宗教，在国际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和文化影响力，中国佛教徒可本着佛教大慈大悲救世救人之精神，唤起他国佛教徒对中国抗日行为和决心的理解和同情。最后，太虚说：“现今直接侵掠中国之日本人民，其为佛教徒者且占十分之四有余，虽已形格势禁而末由通款，然邻近各邦之纯奉佛教如缅甸、暹罗、钖兰等国民，及拥有相当多数佛教徒之安南、印度等国民，或已沦入敌国之势力圈中，或方受敌国之威胁，其可与我国表同情者，正复无量。诚能由中国佛教徒发出在抗战中共同争取胜利，在胜利后共同建设和平国际之呼吁，其成为国民外交上之一有力功用，盖无疑议。”

太虚的呼吁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太虚率中国佛教代表团从云南前往缅甸。出发前，代表团向中外媒体发出如下电告：“太虚等顷因国中文化界之启发，佛学人士之赞助，及各地佛徒之吁请，爰组织成立本团。将赴缅甸、钖兰、印度、暹罗等处，朝拜佛教诸胜地，访问各地佛教领袖，藉以联络同教之感情，阐扬我佛之法化。并宣示中国民族为独立生存与公平正义之奋斗，佛教徒亦同在团结一致中而努力。”

在随后的五个多月的时间中，太虚一行访问了缅甸、印度、钖兰、以及越南等国，受到当地政府、佛教界、文化界的热烈欢迎。他们利用所有机会，向所在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介绍中国佛教，说明中国佛教徒抗日情况，揭发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杀人和破坏佛教的暴行，呼吁全世界佛教徒联合起来，支持中国政府、共同反对侵略战争、实现人类和平。一九四0年二月，日本战机强化了对重庆的轰炸，造成无数平民伤亡和佛教寺院毁坏。

当在科伦坡的太虚聴到这一消息后，即刻向国际社会揭发日本的强盗行径，他说：“日本军阀半月来狂炸重庆，不惟各大学等文化机关概受摧残，昨日并将重庆佛教古剎长安寺、罗汉寺炸毁，可知日本当自诩为佛教国，全属欺伪，愿全世界佛教徒，速起共灭此破坏佛教之恶魔也。” 随后，太虚应科伦坡播音电台的邀请，发表了题为《应破之迷梦与应生之觉悟》的广播演讲，呼吁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打破侵略者的两个梦，即一、欲恃优胜武器以侵略征服其他国家民族的迷梦；二、欲从杀害、侵略其他民族国家以利益自己民族的迷梦。 太虚重申，唯有打破日本侵略者的迷梦，世界方能和平。

中国佛教代表团对缅甸等国的访问在海内外造成重大影响。代表团不但重申了佛教慈悲非暴力的理念、表达了中国人民和佛教徒抵抗日本侵略的勇气和信心，同时亦揭露了日本“伪佛教国”和日本佛教徒“伪佛教徒”的面具。在当时，日本佛教各宗派配合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派遣许多佛教传教士到东南亚国家传播日本佛教，同时为日本的侵略作宣传。中国佛教代表团所到之处，都作了针锋相对的宣传。为了让这些国家的人民和佛教徒认清日本传教士的真面目，中国佛教代表团成员法舫在访问期间，向各地佛教徒发出公开信，驳斥中本传教士对中国佛教和政府的诬蔑。 法舫告诉他们，中国僧尼仍然奉行戒律、如法修行，而日本僧尼却蓄妻犯戒，早已不再是佛教徒了，而且为虎作伥，为日本军国主义效劳。

因此，法舫呼吁各国佛教徒应该同中国佛教徒站在一起，共同声讨日本佛教徒，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 佛教代表团的成功访问，极大鼓舞了佛教青年宣传抗战的信心。一九四0年十月，乐观等青年僧人组织中国佛教国际宣传步行队，再次前往缅甸进行佛教外交、宣传抗日。 当太虚一行回到重庆时，社会各界及中外媒体召开盛大欢迎会，祝贺佛教外交的成功。在会上，太虚回顾了访问的经历，重申佛教可成为国际反侵略中的强大力量。他说：“中国的抗战，不帝是为各佛教民族的共同要求而抗战，设非中国抗战胜利，则各佛徒民族皆将受日本侵略而无独立自主之日！所以，中国胜利即无异各佛教民族的共同胜利，因此，唤起了佛教国际共同的反略热情，无不希望中国的早获胜利。缅、印、钖、越等，咸以未能有何帮助中国的实力为憾事，争以言论鼓吹及精神祈祷，以求中国抵抗侵略的速获成功。” 太虚大师的佛教外交活动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和护国思想，深深影响了近代中国佛教，鼓舞了许多中国佛教徒走上佛教外交之路。

一九四九年，中国政治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夺取了政权。但是，佛教的外交并没有多大改变，其政治色彩亦更为明确。新中国建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外交和军事封锁政策，在国际社会上孤立中国政府。

五十年代末，中苏交恶，中国在国际社会更为孤单。为了摆脱这样的处境，中国政府积极开展公共外交，通过各种渠道，在国际社会中广交朋友、建立中共正面形象。 一方面通过Beijing Review, China Reconstructs, and China Pictorial等英文媒体，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中展开一系列“以国家为中心的、等级模式外交”和“战略公共外交”等活动；另一方面，政府又鼓励和支持、扶植非官方、半官方、或民间公共外交，其中包括佛教外交。就当时的国际形势来说，深受西方排斥的中国政府意识到与亚洲邻国结缔和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性，而这些国家大多数都深受佛教文化影响。

中国亦曾是佛教大国，佛教外交可以弥补中国官方外交的不足，帮助中国与这些国家重温传统友谊、建立新的友好往来。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中国佛教徒，特别是佛教界领袖，积极开展佛教外交，与中共政治保持高度一致，在国际舞台上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中国主权、倡导世界和平，宣传宗教政策、维护国家统一，同亚洲各国佛教密切接触、友好交往，为中国政府打破美苏政治和经济封锁作出了贡献。

赵朴初先生(1907-2000)早年在上海从事佛教文化和慈善工作，深受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影响、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他从上海来到北京，筹备成立中国佛教协会。1953年6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其宗旨：“团结全国佛教徒，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参加爱护祖国及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联系各地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就当时的国际形势而言，“保卫世界和平＂是中国政府外交中的头等大事。

在赵朴初的实际领导下，中国佛教协会努力配合中国政府外交，充份利用佛教在国际社会、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各国社会政治中的地位，开展佛教外交，或邀请佛教团体和友人访问中国，或派佛教代表团出访诸国，同这些国家的佛教徒广结善缘，大力宣传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和中国佛教。佛教外交，为当时中国政府打开国际外交空间，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作出了特有的贡献。

六十年代初，随着左倾主义思想的深化发展，佛教同其它宗教、乃至传统中国文化一样，遭受到致命打击和迫害，逐渐在中国大陆消失，佛教外交亦随之而消亡。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之风唤醒沉迷的中国大地，同样地，也给佛教带来恢复的希望，佛教外交亦因此而复活。

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宗教政策的重新落实，政府逐步恢复了一批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佛教寺院，部分被迫出走社会的僧尼重新回到寺院，进行宗教生活。这一方面满足了国内信教大众的需求，另一方面，亦是为了更好地接待外国友人，向世界展现中国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许多寺院的恢复、乃至重建，寺产归属问题的解决等，正是因为，或就是为了国家外交需要。

早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九七二年，赵朴初就曾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提出有关对外活动中佛教方面的问题和意见。他在信中指出，佛教可以在外交方面为国家服务，因此建议政府适当保存和开放数个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寺院，接待外国友人。赵朴初说：“从最近接待斯里兰卡朋友和英美客人谈话中，得知他们聴到不少传说或谣言，都很关心我国佛教情况。日本佛教界想必是更加关心的。在促进中日友好运动中，日本大多数佛教徒一直是积极的。

解放后，首先主动和我国进行友好接触的是日本佛教界。加以他们对中国佛教历史情况之熟悉，超过其他国家，所以我们似有特别郑重对待之必要。＂ 在赵朴初的建议和周恩来的干涉下，一些重要佛教寺院得以保护，如杭州灵隐寺等，而这些寺院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接待外国有人的参访。

中国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一九四九年后的社会主义中国继续生存，或者说，少部分寺院只所以说能够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保存下来或得以恢复，正是出于外交的需要。一九七七年十月，日本佛教代表团访问中国，得到统战部长鸟兰夫的接见。随后赵朴初写信给鸟兰夫，重提佛教外交，他说：“佛协外事工作，是要以宗教形式同外国人打交道的，所以必须要有一点足以适应当前迫切工作需要的寺院和僧人以及有关的知识分子。

目前，寺庙、僧人和佛教知识分子大大减少，这固然是种种条件造成的，但也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使我们无法根据工作需要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以致今天佛协外事工作的条件不仅是‘捉襟见肘’，事实上甚至是‘无襟可捉’。＂ 为了打破佛协外事工作上的被动局面，开展国际交往工作，赵朴初向政府建议，开放数个寺院或佛教场所，给一些佛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让他们回到佛协从事外事和宗教活动。

在赵朴初等人的积极努力下，佛教外交为当代佛教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近三十年来，中国佛教快速恢复，寺院经济不断壮大，佛教文化多元发展，佛教外交领域亦得以拓宽，内容更加丰富。随着中国整个国力的提升，中国佛教已经走出国门，重新登上世界舞台，与各国人民、特别是佛教徒进行友好往来，一方面从事宗教交流活动，另一方面亦协助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中进行政治和外交宣传。当前，中国政府正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国佛教界亦在大力推广“大中华文化梦＂。

当前，随着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发展，特别是美国高调“重返亚洲＂战略的实施，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传统友谊遭到挑战。为了应对这些变化和挑战，中国政府一方面加强政治外交力度，以经济促进中外各国的往来，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理念，重申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原则；另一方面又努力开拓公共外交，向国际社会再现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平等互助之文化。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佛教又可以大显身手，发挥自己的外交特长，为国家建设服务。

传统海上丝绸之路亦是佛教文化传播之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是此传统之路的延伸和拓宽。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既是中外经济和贸易交流的通道，又是佛教文化传播的要道，把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并且极大影响了传播地区的社会和文化。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理念旨在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中东、北非及欧洲各国的经济合作。但是，在当代错综复杂国际的关系中，没有单纯的经济合作，种种政治、社会、文化、乃至宗教因素参与其中，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主导或影响了经济合作。

为了更有效地进行经济合作，中国政府除了在政治层面与这些国家保持密切联系外，亦有必要进行文化外交，加强中国人民、特别是佛教徒，同这些国家人民和佛教徒的友好往来和互相了解。佛教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亦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诸国，如斯里兰卡、马来西亚、越南、缅甸等国家主要宗教之一，在当地具有深厚的信仰大众和社会基础，可以影响、乃至左右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中国佛教可以协助政府，开展公共外交，与周边国家佛教界进行宗教文化交流，促进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全方位合作。这亦将是中国佛教在21世纪的历史使命之一。

原标题：佛教外交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